1997年下半年，我国的文艺舞台姹紫嫣红，煞是好看。先有10月的中国艺术节在成都鸣锣登台亮相，接着是11月中国戏剧节在广州好戏连台，最后12月在冰天雪地的沈阳全国舞剧调演热气腾腾，满台惊鸿游龙欢舞。人们高兴地看到，世纪之交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欣喜之余，我们也发现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必要提出来祈请方家指正。
环顾今日的舞台，越来越多阵容庞大、耗资巨大、设施昂贵、舞美豪华的剧目，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在观看了偌多让人眼花缭乱的大制作以后，越来越怀疑：剧目演出是否都要这么干？在创作思想上，我们的编导是不是陷入了大制作高投入才能出精品力作的误区？
先说转台。如果运用得恰当，它完全有助于舞台空间的自然转换、分割和拓展。但是，滥用转台，对于以写意化、程式化表演为特征的中国戏曲来说，究竟是有助于演员唱念做打的发挥，还是妨碍演员才华的展示，实在是很值得探讨的。事实上，在舞台中央放着这样一块既不好看又不能吃的大馅饼式的转台，基本的功能是影响乃至破坏民族戏曲载歌载舞无歌不舞的魅力展示。前不久看了一出洋溢着泥土气乡村味的地方戏，写的是一位农村妇女出身的基层干部，从好心办好事无意触犯“森林法”到知法守法维护法律尊严，倡廉肃贪的故事。戏好演得也好。但中央也是一个大转台，横看竖着不舒服。突兀在舞台中央，既不符合地方戏泥土味儿十足的风格，也破坏了这出戏朴素浓郁的生活气息。
又比如干冰和现代灯光的组合，对于烘托特定的戏剧氛围，对于梦境、仙境、幻觉和某些造型情境，确实有着某种特殊的效果。但是不久前观看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整台晚会隆重热烈，洋溢着节日盛典的喜庆气氛。编导为了加强这种气氛的抒发，突出电脑灯光的绮丽多变，几乎在每一个节目的前面和中间都施放了大量的干冰。但是他们恰恰忘了那场晚会的特定场景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广场。结果可想而知，那些可怜的干冰们，还没有变成烟雾，就被微风轻轻一吹，荡然无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个顽皮的小孩在公园的角落里烧落叶玩呢！
又比如，从歌剧《苍原》成功以后，西洋大歌剧的形成在中国歌剧舞台上风靡一时。许多歌剧动辄上百人耗资上百万，用清一色的洋腔洋调演绎着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生活中国的百姓。是否民族的题材一概要用西洋大歌剧的昂贵形式加以包装呢？比如一出反映台湾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奴化驯化教育的歌剧，从头到尾完全采用西洋歌剧的咏叹调宣叙调，而放弃了质朴的山歌、民歌和民族声乐，平添了观众的接受隔阂和难度。面对越来越多我们自己创作的西洋歌剧式的歌剧，许多观众在问：民族歌剧哪里去了？观众普遍反映，今天的创作歌剧包装越来越漂亮，歌曲越来越难听。事实恐怕也是这样，这些年下来很少有一首歌剧的选曲能像《北风吹》、《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那样优美动听琅琅上口，在群众中广为传唱的。稍稍有了点年纪的观众，至今依然怀着一股温馨的情愫沉浸在《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这些歌剧的经久不衰的魅力光辉中。
在文艺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均衡关系，是艺术美学的核心问题。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在内容和形式之间保持着适度的完美的甚至是优雅的均衡态势。现在有相当多的高投入、大制作的剧目，形式挤扁了内容，有的甚至是在用巨大空洞的形式在掩饰内容的苍白与贫乏。一场戏下来，除了五光十色的制作和技术炫耀，很少给观众留下别的观感。而那些浮光掠影的形式，时过境迁即随风飘散。在艺术中，形式从来就不是外在于内容的。形式一旦外在于内容，而且花了大钱，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几年前就有人花了几百万元钱搞过一台豪华之极的音乐剧《夜半歌魂》，而且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当时蹦了三四场。可是今天又留下了些什么？恕我直言，这恐怕是前几年“玩”文学的一种舞台延伸。然而，文学毕竟是个体精神生产。“玩”掉的仅仅是个人精力是纸张是墨水。舞台剧则是综合艺术，大把大把玩的是钱是一个创作集体的心智。在今天文艺人才相对短缺的情况下，一些并不具备大制作条件和可能的院团，就不得不到处去借主演借导演借灯光设计舞美设计，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演出成本，而且全国借来借去就那么几号人，在艺术上形成了新一轮的雷同化。
盲目追求大制作的直接后果是，感官刺激的强化和艺术魅力的弱化。艺术心理学表明，强大的感官刺激产生的惊愕或晕眩感，虽然有时也能刺激观众去思考，但更多的效应是让人停留在感官接受印象的表层，久而久之，还会极度疲倦和钝化感官接受的敏感度。
一味追求大制作的另一个后果是，严重妨碍艺术的走向市场，走向民间。首先是“演不起”。庞大的演出阵容，巨额的演出成本，使每一场演出都成为苦不堪言入不敷出的经济负担。往往只能“闪亮登场”三、五场，然后草草收场。其次是“看不起”。演出成本居高不下，票价就无法勉为其难地降下来。这样，普通的老百姓即使有心看戏也无力掏钱买票。讲“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落到实处，让大多数的老百姓看得起戏，花很少的钱看到很好的戏。
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大制作大投入。但是，根据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实际的经济承受力，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当前我们更要探索、研究用低投入、小制作创作艺术精品的道路。最近，上海上演了前苏联著名剧作家阿尔布卓夫的《老式喜剧》。讲的是一个我们未必熟悉的二次大战后发生在疗养院的两个中年人情感遭遇，演员只有两个，舞美简单，故事也不复杂，但构思精，挖掘深、同时给演员和观众提供了巨大的再创造的空间。连演四十几场，仍然欲罢不能。许多艺术事实证明，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大制作等同于艺术精品，是一个创作误区。这个误区正在导致艺术创作中形式的自我膨胀。然而，庞大的形式掩盖不了内容的失血和苍白。形式扩张的后果就是形式的空洞化：巨大的形式消解稀释了有限的内容。
现在该是走出这个误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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